不良少女,困守原地




    从前大家爱说: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知乎上曾经有个大火的问题:那些中学的不良少女,后来怎么样了? 答案五花八门。家里有钱的,当老板,开个小店。家里有关系的,考公务员、进事业机关。没钱没权的,给个体户打工,在商场、美容院、饭店当服务员。阿飞女变金主的传奇故事,现在似乎很少发生了。 Epoch采访了三位曾经的“不良少女”,让我们一起看看,她们过得还好吗? 
    我妈走后,我抽烟、霸凌、混社会

    我问韩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不良少女?” 韩冬说:“不良少女不就是没人管吗,我爸妈都不管我,我肯定是不良少女。” 少管所这个词,在韩冬眼里都充满了温情。她觉得少管所,就是把缺少管教的孩子,关在一起,由国家雇人来管。“父母不管了嘛,国家就要把孩子们管起来。” 
    连少管所都没有管韩冬,虽然据她回忆,她干过不少坏事,但总归没被抓住。这导致成年后的她,老觉得自己比“进去过”的人还恶劣,她没被管过,她仍然不良。 韩冬说起,小时候跳皮筋,有个儿歌是这么说的:“大白鸡,下白蛋,没有妈妈怎么办,跟猫睡,猫挠我,跟狗睡,狗咬我。” 变成不良少女前,韩冬就是这样一个被丢掉的“白蛋”。 成为不良少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被猫挠、被狗咬”的恐惧。 韩冬出生在陕南,全市9县1区,倒有8个是贫困县。她是家里的二女儿,养在外出打工的父母身边。韩冬有一个姐姐,叫韩春,跟爷奶住在镇里。韩冬十岁以前,姐妹俩不常见面。见了面也是吵架,姐姐不让韩冬叫奶奶,因为奶奶是韩春一个人的奶奶;而韩冬不让姐姐叫妈,因为妈妈是她一个人的妈。 作为家里的二女儿,韩冬像独生女一样被养大了。父母在县里打工,她就在县里上小学,上到四年级,妈妈突然不见了。镇子小,都说她妈跟外地人跑了,还说她妈是跳舞跳跑的。 可是,韩冬没见过她妈跳舞,她妈跟舞蹈唯一的联系,就是每周送她上舞蹈班。妈妈跑了,韩冬的舞蹈班也上不成了。很快,她连县里的小学也不能念了,她爸要南下打工,她只能回镇里,和爷奶一起生活。 母亲的离开,对姐姐似乎没有影响,韩冬的天却塌了。她问姐姐,想不想去找妈妈,姐姐说:“你就当她死了。” 韩冬开始在家里呆不住——本来,那也不是她的家,她像个来借宿的远房亲戚,连一张固定的床都没有。爷爷晚上出去打更的时候,她睡到爷爷床上,爷爷要是在家住,她就得跟姐姐挤一挤。 那个家静得让人发慌,韩冬憋得难受,看见什么都想踢一脚,很快,她学会了偷烟抽,也学会了一边把烟屁股怼在白墙上,一边说“操你妈”。 
    再后来,那堵墙变成了一个男生。 韩冬至今记得,她霸凌过的第一个男生叫路通达,是她小学六年级的同桌。路通达长得矮,站起来才到她下巴,说起话来像蚊子嗡嗡。她一看他就来气,走廊里碰见他,她上去就是一脚。放了学,在巷子里追上他,点着一颗烟,他也不跑,抽完了把烟头碾在他身上,他也不说疼。
    欺负路通达的时候,韩冬还不知道,自己被一个大姐大看上了。大姐大看她是“可塑之才”,要带着她“闯一闯”,她跟大姐大上游戏厅看了一个月场子,被姐姐韩春抓住了。
    韩春把她按在游戏机上打,警告她:“你要是不正经,我就掐死你。” 母亲离开时,韩冬11岁,姐姐韩春15岁,悠悠众口,姐姐比她承担了更多的压力。韩冬那时不懂,和韩春更加疏远,她觉得家人都是坏人,就一起混的这帮人对她好。后来韩春去外地打工,韩冬天天逃课,念到初二,再也念不下去了。 “不念书之后,每天都在街上晃,镇里就那两条街,一家KTV,一家游戏厅,一家台球厅,晃半年就晃够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姐大结婚了,不混社会了。落了单的韩冬,跑到爷爷打更的地方哭。爷爷说有个亲戚在开服装店,问她要不要去打工。 卖了两年衣服,韩冬攒了点钱,又跟她爸借了点,在爷爷家旁边的小商场里,盘了个档口,开始卖化妆品。这一卖就是八年。以前一起混的小兄弟、小姐妹来买东西,她都给打折。这些人现在有的卖车,有的在理发店,混得好的,可能开个洗车行、干洗店。 韩冬说:“以前岁数小,觉得自己横,就能让人家交钱,勒索消费者,现在倒好,我们都成了服务消费者的了。” 
    18岁以前,我每天都在谈恋爱

    嫣然出生在北京市郊,今年三十岁,丸子头底下那张包子脸,满满的胶原蛋白,看起来像大学毕业的应届生。 但她说自己没读过大学,15岁上航校,18岁就上机当空姐了。 嫣然说,她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斗鱼》,那是一部台湾偶像剧,讲的是自小学钢琴的乖乖女,离家出走、跟小混混私奔,进入黑社会当大姐大的故事。 因为喜欢剧里的燕子姐,她十几岁时最想成为的,就是大哥的女人。
    但大哥不是那么好认识的,出于无奈,她只好跟小弟先谈着——万一他以后混成大哥了呢?嫣然说,她在18岁以前,每天都在谈恋爱,班里的、外班的、外校的、被开除的社会青年,她谈了个遍。

    十几年前谈恋爱,没地方去,就是买点零食,在网吧呆着,饿了叫碗牛柳炒面吃,嫣然都觉得特豪华,这恋爱谈得值。她不知道,她妈天天急得跳脚,最怕的就是她怀孕。 好容易熬到中考,嫣然分数太低,只能花钱念航校。本来在天津就可以念,但她妈为了斩草除根,把她送到了成都,彻底断了她跟那帮不良少年的孽缘。 可她妈没有想到的是,航校里帅哥更多了,嫣然的恋爱从南到北,一天都没有断过。
     从航校毕业后,嫣然回到北京,才知道家里搬了家,以前那些小混混早都不知道去哪了。她开始进入航司当空姐,飞早班,就是凌晨两三点起床,飞晚班,就是凌晨两三点落地。 工作头两年,下了机,她每天只想睡觉。开始她还住在员工宿舍里,不想回家被她妈管,后来她累得月经不调、大把掉发,才不得不回家住,让妈妈帮着调理身体。 后来父母托人,把她调到了相对清闲的航线,嫣然的身体才渐渐恢复,重新打起精神来谈恋爱,26岁就结婚了,婚房买在父母家楼下。 去年大兴机场运营后,嫣然想调去飞大兴那边的航线,她妈不让,说大兴离家太远,过去还得租房,照顾孩子也不方便。嫣然说:“我现在是乖乖女了,只要我妈帮我看孩子,她说什么我都听她的。” 

    我纹了一句脏话,我妈放弃了她的人生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林海一,右臂内侧至今留着一个纹身,远看像只蜻蜓,近看又不像了。十年前,那个位置纹着一句脏话,据纹身师说是泰语,她不认识,但就是觉得很酷。 去纹身的时候,林海一没觉得是多大事,纹完了才知道害怕。整个夏天,她没敢穿短袖,在家吃饭都夹着胳膊,生怕被父母发现。
     当然,纹身后来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在她一再考试垫底,每周都因为逃课、打群架、上网吧被老师找家长后,这个纹身,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了这个家庭原本的方向。
    林海一说:“我妈一直是单位的三八红旗手,为了我,工作不要了,跟我去加拿大陪读,刚出去的时候特别惨,我不会说英语,她也不会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看见我妈在那哭。” 林海一在国内读初三,出国后降一级,读八年级。林海一上课听不懂,也不想听懂,就等着考试结束,母亲彻底对她死了心,好带她回国。第一次考试结束,老外教师跟国内的一样,要找她母亲谈一谈。 林海一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把母亲叫到学校。她认为老师和母亲一定鸡同鸭讲,场面会非常尴尬。结果,母亲从学校回来时,手里抱着一只篮子,里面有穿婴儿服的娃娃,还有奶瓶、温度计、尿不湿。 林海一蒙了。原来,她有两门课挂科,如果不补选辅修课,明年就要留级。于是,母亲和老师一起,给林海一选了“婴儿养育课”,这门课不用考试,容易拿学分。 那个装了芯片的拟生娃娃,有时会半夜哭起来,林海一睡得死,从来也听不见,都是母亲爬起来替她抱。 林海一说:“以前人家说,女生不好好学习,只能回家抱孩子。在我家,是不允许说这种话的,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很高,但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连抱孩子都不合格。” 在母亲的帮助下,“婴儿养育课”过了,林海一没有留级。升入九年级后,母亲带她去洗纹身,因为用的是劣质染料,洗不掉,母亲就说:“纹上一只蜻蜓吧,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林海一这才意识到,原来一切还来得及。她开始融入当地生活,参加课外活动,提高学分绩点,偶尔在舞会里穿得暴露点,变成一个普通不过的中学生。 
    林海一说:“我发现自己跟他们(同学们)最大的差别是,他们的情绪很稳定,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在国内的时候,我总是挑拨父母吵架,因为我爸是大学老师嘛,说起话来那种教训人的腔调,我总感觉他假道学。但其实——我爸妈感情挺好,为了我他们两地分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婚。” 母亲一直在国外,陪林海一上完大一才回国。前年,林海一研究生毕业,回到故乡,听从父亲的安排,在一家挂靠大学的外包机构工作,老板是她父亲的老同事。 现在,林海一虽然进入了学术圈,过着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十年前养成的习惯没变,她总是夹着胳膊写字,就好像在纪念,母亲拯救不良少女林海一的那一天。 
    曾经的不良少女们,不管当年抽烟、喝酒、纹身、霸凌、谈恋爱还是闹退学,成年后,她们都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 韩冬从11岁回到镇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嫣然在外地读书4年,最后把自己锁定在父母楼下。林海一在国外生活了10年,回到了父亲深耕的学术圈。
    不良少女们,首先在地理上保持了相对的静止,长大后,她们都留在出生地20公里的范围内。其次,她们的社会地位保持不变,虽然前期人生,她们自己没有付出努力,但基本上没有发生阶级跌落。最后,给Epoch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这些曾经的不良少女,在接受采访时,更多地提到了父母和家人,比起同龄人,她们更加看重家庭的意义。

    想想当年,不良少女们,是最先向这个世界投去白眼,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发起反抗的。然而成年后,她们的表现却最为顺从。不知道,她们是在庆幸劫后余生,还是过早被这个难以战胜的世界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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