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思考给当代人的启示


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传播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思与诗亲缘”的观念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二十世纪40年代,时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的熊伟先生开始在中国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当时,主要是介绍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199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彭富春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著作《诗—语言—思》,是对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哲学思想的比较早的介绍;1992年成穷翻译了海德格尔《诗人何为?》《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等,使哲学学术界对于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哲学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同样在1992年,余虹翻译了海德格尔《诗人思者》《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中的语言》等文献,还有,在同一年,作虹翻译了海德格尔《筑—居—思》《语言》《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等文献。还有,在1992年,成穷、余虹、作虹三人合译编著了《海德格尔诗学文集》,这一年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哲学思想在中国传播比较热的一年,通过阅读上述的翻译作品,当时的一些年轻哲学学者了解到了海德格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转向,即深入地思考“思与诗”“语言与诗”“艺术与真理”等问题,这打开了一个新视野,原来,现代哲学还可以这样去思考。同时,也让年轻的学者感到,中国古代的“诗性文化”“诗性存在”“诗与艺”等问题也可以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谁说中国没有哲学?虽然说,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思考,其哲学思维的抽象性和理性思维方式,比中国古代更具有西方式的“哲学思维”,但是,他所思考的“思与诗”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乐论”和“文论”中是能找到理论萌芽的。中国古代的哲理论著与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有相通之处。

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思考给当代人的启示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于1959年退休,他在晚年,极少参与社会活动,作为哲学大师,而且是喜欢深入思考的哲学大家,海德格尔很喜欢与少数的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同时,他阅读哲学书籍,思考哲学问题,并继续编写和出版哲学著作,比如《思考的展示》(1959) 、《走向语言之路》(1959) 、《技术与转向》(1962)等,哲学哲学著作被学术界也称为是他在晚年对于美学思想的探索,其实,作为哲学家,他所思考的美学与艺术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只是,这代表着他的哲学研究转向了对艺术语言与技术语言关系的思考,转向对“思与诗”关系的探索。后来,他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表现了他在晚年对于哲学的思考契合了现代哲学与美学的语言学转向,而他关于“思与诗”的观点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美学有重要的影响。

在西方现代哲学理论中,哲学与艺术,艺术与技术等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和美学家们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哲学只思考理性方面的问题吗?哲学与艺术,与诗是该隔离还是统一呢?哲学有诗意吗?语言与诗有密切关系吗?思与诗能否统一?等等,现代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很兴趣。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家马尔库塞,写了一本书叫《单向度的人》,专门分析了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同时,他还阐述了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所造成的压抑性使人的发展趋向于单向度,人在发达的技术社会中成了“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说,在技术发达和利益牵动很厉害的现代社会,人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没有办法全面发展,人性被扭曲了,人被异化了。所以,马尔库塞需要能通过艺术来拯救人,使人在艺术活动中能避免“单向度”发展。

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思考给当代人的启示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论述了“艺术作品及其本源”之后,便转向了对艺术语言与技术语言关系的考察和探索,他明确指出了艺术语言与技术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语言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他主张让各种门类艺术能回归诗意,他说:“如果全部艺术在本质上是诗意的,那么,建筑、绘画、雕刻和音乐艺术,必须回归于这种诗意。”(参看《艺术作品的本源》)他强调艺术的本质是诗。他认为,艺术作为语言,它的本质就是诗。海德格尔说:“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参看《诗—语言—思》)艺术是语言,而在艺术与在语言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本性是诗意的。在他看来,诗意不仅贯穿于语言之中,而且,还贯穿于一切艺术之中。艺术的语言即是诗的语言,而正是因为有了诗的本质,语言才成为语言,语言才有了真正的本质。这颠覆了原来对于语言的看法,古典哲学家们一般是把语言看成是去诗性的,语言在哲学中是理性的、抽象的,不需要诗意。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原创性的语言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都是富有诗意的。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看阐述了技术与艺术的根本区别,技术虽然也与艺术类似,也是一种去蔽的方式,但技术的去蔽与艺术的去蔽是完全不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居于“座架”(Gestell)之中的,正是“座架”将各种摆设聚集于一处,而其典型方式是仿造,“座架”使人以仿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去蔽。在现代技术中,去蔽的方式以“座架”方式运作,繁殖着仿造的现象,人在技术统治的状况下,处于最高的危险中,无处躲藏。“座架”在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上危害着人。在技术时代,不允许事物作为事物,只允许事物作为仿造物,作为被加工的客体,并以此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而人在满足无限欲望的需要的过程中将耗尽事物。在技术时代,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技术的需要来生产,技术尺度取代了一切其它的尺度。海德格尔说:“对新时代的人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垄断尺度’,只有通过技术工作人员的这种达到完成的主体论,才能征服和统治世界,支配和统治全体的存在者。”(参看《技术与转向》)海德格尔所要说的是:技术至上所造成的仿造现象,技术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势必使技术语言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而在这种趋势下,人实际上是被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所控制着,人在这种控制下正遭受着厄运,而可悲的是,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厄运的到来,对厄运没有任何警惕性。(手机的大量普及和终端对人的“统治”或许正说明海德格尔观点的深刻性。)

海德格尔关于“思”与“诗”的思考给当代人的启示

手机危害

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已经在形成的技术对人的统治提出了警告,这种警告是深刻的。试想想,当今之世,我们不正是正处于技术语言的包围之中吗?电脑网络,手机短信,批量的工业产品,复制的艺术品,流水线制造的食品,微信,短视频等等,技术统治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制于技术,越来越缺少诗意,越来越缺少艺术的创造性,到处都是仿造、拷贝,技术挤走了艺术,物欲窒息了诗意……,海德格尔的警告是值得当代人深思的。

作为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存在,而且,他更关注语言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交流的工具,不仅仅是表达理性的内容,而且,语言更是富有诗意的,它所表达的远远超出理性内容。语言是诗性的,所以,语言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超越性等特征。诗性的语言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代科技的发展,日益使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和扁平化,使语言越来越具有单义性、精确性与同一性的特征,而对于语言来说,是一种灾难,因为这是在窒息语言的诗性,是在造成语言生命力的衰竭。海德格尔说,“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芜,不仅在一切语言的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和道德的责任,而且还是出自人的本性被危害。”(参看《走向语言之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限制技术语言的无端泛化与滥用,保存语言的诗性,维护艺术语言的纯真。为此,海德格尔强调,要以诗与思的对话来唤醒语言的本性。

所以,“诗—语言—思”始终是海德格尔极为关注的问题。从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到后来的《林中路》,再到晚年的《走向语言之路》等,甚至在他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中,都在深入地思考着诗与思、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晚年,海德格尔更是直接从语言入手,探讨“诗与思”的对话问题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主张。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就是这个家园的守护人。当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语言丧失了诗意之后,语言的生命力便会逐渐衰竭,人将成为“无家可归者”,那时,没有家园的人将永远在旅途中,将永远体会不到“家园感”。所以,只有让语言保留着诗意,人才会有“家园感”。(一个例子:中国南下的打工者为什么特别喜欢听和唱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呢?因为在技术社会中,外出打工的人特别渴望有一种“家园感”。)

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认为,诗的本质在于存在的命名,在于存在的创建,换句话说,诗人通过“命名”(创建)使存在者存在。诗人创建了存在,进而说到了“神圣”,说到逻各斯(Logos有理念、神的话等涵义)。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直重视逻各斯,后来的形而上学思想,基本上是源于逻各斯。但是,很多人没有能看到,原来的逻各斯是包括“思”的,只是从柏拉图开始,人们才把“思”变成了知识,并企图用概念来规定存在,如此一来,不但让逻各斯遗忘了“思”,而且又遮蔽了存在本身。所以,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缺乏了“思”,而仅仅在于对范畴进行推演。海德格尔认为,“思”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思”是存在的思,“思想必然要对这里被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给以特别的关注。”“思”以应合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对象性的方式来思考存在。

此外,海德格尔认为,“思”与“诗”是密切联系而又有明显区别的,“思”与“诗”可说是近邻,二者都是对存在的道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诗”就是“思”,“思”也是“诗”。但是,“思”与“诗”实质上有不同特性,前者是去蔽(Aletheia);而后者是聚集(Logos)。在海德格尔看来,“思”与“诗”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唤醒语言的本性,使要死者能重新学会居住在语言中。”比较而言,“思”的道说更隐蔽,更具有持守性和保护性,而“诗”的道说则更为显然,更具开拓性和创造性。“思”与“诗”的对话使语言成为真正的语言,使语言去除技术的扭曲,回归本性。所以,“诗”与“思”是“此在”生成的一种积极方式。

什么是“此在”呢?此在就是过程中生异所生成的存在。从生存状态开始,此在的生成是伴随着“思”与“诗”的发生,离开了思,此在就失去了灵性,成为死气沉沉的存在;离开了诗,此在就没有生命力,人便成了失去家园的永远在旅途中的人,所感到的将一直是迷茫、徘徊、无助、失落。

同时,“诗”与“思”是在演进中生成的,“诗”可以理解为是存在者对存在限域的超域,是开拓新境界;而“思”可以理解为是存在者自身在转场中的建域,探索新领域。如此一来,“诗”与“思”的发生,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之后的自由体现,自由使超越实现,而超越体现了存在者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诗”与“思”的存在者,就没有自在的“此在”。

总之,海德格尔后期借助于对前苏格拉底的“思”的考察,借助于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让“诗”与“思”在存在中活过来,在美学和语言中对话,并通过二者的融合来检讨之前逻各斯(Logos)对“思”的遗忘和对“诗”忽略,并进一步探讨存在的真理。

显然,海德格尔对“思”与“诗”论述是富有启示的,在技术特别发达的今天,千万别让技术统治和压制我们的心理,别让我们的语言失去诗意,别让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家园感”,我们需要存在与语言有诗意,有艺术真理。在当代,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思”和“诗”!现代生活,不仅仅需要高科技,而且更需要诗情画意和珍贵的“家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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